■ 程绪珂：植物种植设计以环境效益为本


　　LAC：请您评价一下现阶段园林、景观设计行业的现状？

　　程绪珂：园林、景观设计这是一项综合性科学。这个综合性的科学不单纯是需要构图，我们还需要生态、自然、土木、建筑、艺术、文化。解放前上海造园科只有十几人，各类人才都有。那时我们首先要搞上海市的绿地系统规划，与同济大学的专家学者们一起调查研究，制定的规划到现在都有参考价值。所以上海搞绿地系统规划，不是在解放以后，而是在解放以前，而且是多学科交叉。

　　风景园林是改善城乡环境面貌，维护城乡生态安全、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要素。全球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关注的潮流，风景园林已上升到生态文明的高度。

　　我们提出的绿地系统要城乡一体化，农村是城市的一部分。要把生态融合于整个市域。要把握正确的方向。把单纯的讲究观赏式植物给扭转过来，应该因地制宜，园林的方向要有一定的调整，那就是要向生态化、实用化、经济化、人本化的方向发展，在有限的土地上，产生多功能的综合效益。我们还要有自然资本储备概念。自然资本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目前则不断衰败。风景园林所能创造的生态效益是自然资源的储备。

　　LAC：您是如何实践生态园林这一理念的？

　　程绪珂：这有一个小故事，文化大革命以前，邓小平到上海，看到西郊宾馆，那时的负责人因为怕丛林里的蚊虫滋生，就把宾馆周围雪松下面的地被植物统统拔掉。邓小平在参观院子的时候，就批评搞园林的同事，说大树下面本来是很好的东西，比如麦冬啊，都是开花的，为什么都拔掉呢？这对我们是一个启发。后来有一批人专门研究地被植物的生态功能。当我们编着《生态园林的理论与实践》那本书时，就提出不是以观赏为主，而是以植物为主体、以环境效益为目标。

　　人有人类社会，植物也有植物社会，所以我们主张规划的时候，要按照群落来组织，不能单一的只种一种植物，而是要三代同堂。我们过去就只认可观赏效果，忽略了生态功能。后来上海植物园和华中农业大学等对生态功能进行评价，为对降温增湿的群落都有乔木层建群种，冠大荫浓，灌木层和地被层丰富，降温在4℃以上。降温效果显着的植物群落，增湿效果也较强。设计师在设计的时候就可以参考这些研究的成果。

　　我们跟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做过两个课题，受到很多的启发。中国和埃及等国家上千年以前就懂叶子里面能挥发出来对人有好处的气体。所以我们先后作了100多种药用植物的课题。利用课题的结果，我们就在小区里面搞五行园，东边的是肝，西边的是肺，北边的是肾，南边的是心，中间是脾胃。如果居民有心脏不适，他就去东边打太极拳或体操，那些植物特别对心脏有利。其他的植物也是这样，很受老百姓欢迎。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对油料植物做过实验，如果油茶和茶花能够杂交起来，可以既好看又有生产性，这些木本油，好多都可以做能源植物，所以植物跟人的关系太密切了。

　　我们对景观的理论，我赞成的是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真理越争越明。我们尊重在世界各地的园林设计师的新观点，也包括旧观点，因为旧观点里面也有新东西。我提倡百家争鸣，我们很多的东西都是在争论中来的。我们也犯过错，像大树移植死亡率高。我承认犯错，但要吸取教训，勇于改正。所以我觉得咱们的心胸要开阔要吸收外国的文化，但不能照搬。台北植物园潘国俊博士将《诗经》中提到的植物展于园内“诗经植物区”中，自然可以与古典文学融为一体，游人既能学诗又能学植物，一举多得。英国有个莎士比亚公园，集合了所有莎士比亚提到的植物。

　　我喜欢年轻的设计师，但是我也尊重老一辈。我们在研究生态园林建设时，不是自然的复制，而是要建立植物种群和群落。我的老师(曾经)批评我，又不是搞森林，弄什么群落？我就把批评变成是提醒，我不能把群落弄成和森林一样，而是要把植物看成一个社会，建立人与自然的新秩序。所以行业中要有不同的年龄，要广泛的听意见，尤其是反对的意见。我年纪大了，没有时间去读很多的书，以书会友，不能成为园林绿化盲，这样我就不会有寂寞，我以书为友。我只有一个要求，能听懂你们年轻人口中的园林，希望园林能跟的上整个世界的形势，不要落后。我们中国人口多，土地少，园林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搞观赏展览，我总觉得心里对不住农民。